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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历了“去工业化”时代。 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的后遗症，美国近十年来持续推进“再工业化”，但成效并不明显。 尽管在COVID-19疫情之后制造业回归的势头有所加快，但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并没有明显上升，近十几年来还出现了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虽然经历了几届政府，但吸引制造业回流、壮大美国制造业的政策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一直延续。 唯一的区别在于路径和策略的不同。 奥巴马执政期间，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多项政策措施，帮助美国制造业重振，推动美国“再工业化”。 2017年，特朗普明确表示，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就业将是其政策议程。 2018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保持美国在各行业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总体目标。 从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确定三大目标，提出智能与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半导体设计供应与制造等13个优先支持领域。 拜登上台后签署了《降低通胀法案》，同样要求建立供应链的长期韧性，扩大小制造商的资本准入，壮大美国制造业。 总体而言，美国产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为推动“再工业化”进程，美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美国税制进行了30年来最重大的调整。 《减税和就业法案》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35% 降至 21%。 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非常明显，鼓励美国跨国公司将资金回流美国。
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大幅修订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关键条款。 《金融体系创造经济机会——资本市场》《经济增长、放松管制和消费者保护法》等法案的通过，意味着金融监管放松管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放松间接推动了“再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与“去工业化”阶段相比，“再工业化”阶段实现了更高的产业链价值，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 不过，美国制造业的比重并没有明显上升。 199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1%，2007年下降至12.8%； 2008年至2015年在12.0%至12.3%之间波动。 2016年跌破12%至11.74%。 2020年跌破11%，直到2021年、2022年才回到11%以上。多年的“再工业化”战略导致资本有流入美国的趋势，但税改政策的边际效应自2019年以来逐渐减弱。
对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蒙肖曾表示，“已经离开的产业不会轻易重新出现”，“西方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太可能奏效”。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工业基础已空心化，一家工业企业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起生产线和供应链； 产业发展需要基础设施提供保障； 产业投资不仅回报期长、回报率低，而且还受到劳动力招聘和培训、劳资关系的影响；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基础设施破旧，难以吸引外资，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虽然美国政府非常渴望“再工业化”，但美国企业界的热情显然没有那么高。 欧美主要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加强对贸易的国家干预，相继出台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贸易防御机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综上所述，美国的“再工业化”虽然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未来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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