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闻网消息：
谭大师了解到，这次会面是基于去年11月双方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时达成的三项重要共识，会谈进展顺利。
如果继续在共识基础上对话，中美双方的这次沟通将向外界发出什么信号？
此次会晤，中美双方讨论了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必须放在全球环境的背景下看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同时上调了对中美经济增长预期，为全球经济注入了一些积极因素和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 在谈到经济时，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不“脱钩”也是中美经济领域沟通的前提。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38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 据统计，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 已有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年利润达500亿美元。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交流才显得尤为有意义。
中美不谋求经济“脱钩”，保持正常的经贸投资关系，这不仅对两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也是积极因素。
在讨论两国经济形势时，还有一个背景值得注意——美国即将退出加息周期。
这是美国重大的政策调整。 经验表明，根据两个指标，一旦美国通胀率高于4%、失业率低于5%，美国经济就历史性地进入衰退。
如果看美国自1965年以来11轮加息的情况，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次数只有3次。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经济仍面临“软着陆”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与中方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世界的影响，都需要与中国沟通，充分传达相关情况，并向外界传达更多信息。 肯定。
沟通频率是观察中美经济领域互动的重要视角。
去年9月，中美双方同意成立经济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此后，去年10月和11月，中美经济工作组连续举行两次会议，这一次是第三次。
我们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沟通一次。 如此频繁的沟通意味着什么？
朱坦对比新闻稿发现，与去年10月第一次会议相比，本次经济工作组会议提到的议题更加具体。
会议期间，中方直接指出了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打压中国企业的制裁等问题的担忧。
这是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的实际行动——双方领导人达成的三大共识之一就是加强沟通、寻求共识、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摩擦意外升级。
在这些会谈中，中美双方讨论了许多话题。 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对华双向投资限制、打压中国企业制裁、对华出口管制、对华加征关税等行为的关切，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应。
这样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在经济领域的互动——领导人就核心关切充分沟通后，双方工作层面就具体问题可以充分沟通。
相应地，与第一次相比，本次会议的新闻稿多了一个词——务实。
这也表明中美经济工作组正在努力解决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陆峰告诉谭先生，中美两国经贸层面保持沟通和交流，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当前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双方已总体达成广泛共识，正在进入相对正常、相对稳定的沟通和发展轨道。
因此，中美两国经贸领导人目前所做的就是坐下来，就双方的问题和分歧不断进行沟通。
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为例。 中美上次讨论这一问题是在去年11月。 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说起来，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就在会谈前几天，多国经济学家联合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前总统对华加征关税遭遇了经济失败。
报道提到，这位前总统声称对中国加征关税会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给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但事实是这些“政治口号”并没有实现。
第二个细节是，会谈前，外媒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因美国原因陷入僵局，无法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
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初衷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这两个细节充分说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非法的。
谭祝还指出，不久前，拜登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和关键矿产征收更高的关税。 当前关头，中方提出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也提醒拜登政府，过去的教训就摆在眼前。
谭师傅还了解到，未来双方的沟通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密切。
中美在经济领域保持频繁沟通，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
此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也达成共识，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这一共识也体现在本次会议上。
此次美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部长沈大伟。
据美国财政部官网介绍，沈大伟的职责是帮助财政部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汇率问题、气候政策和国际金融监管。 政策。
尤其是G20方面，中美此前曾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 这些与全球经济治理相关的事务是沈大伟工作的具体范围。
此次会议上，中美还特别提到了G20金融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
谈这两个问题，有一个重要背景：美国等经济体正在进入“三高一低”的新局面。
“三高”是指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
近两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发达经济体通胀率达到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5.8% ，仍远高于疫情前3.5%左右的水平。
面对高通胀，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加息。 因此，债务水平本已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是2000年的近5倍。由于加息，目前15%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另有45%的低收入国家和约25%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迫在眉睫。 事实上，早在2020年G20峰会上，各国就形成了缓解低收入国家债务困境的初步倡议，但发达国家并不积极。
相反，中国是G20成员中实施延期偿债金额最大的国家，且延期偿债总额也是G20成员中最多的，为应对全球债务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安全缓冲。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
世界银行发布的《长期增长前景下降》报告提到，2022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潜在GDP增速将降至2.2%，为30年来最低水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领导人谈到了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
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罗振兴表示，中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做好国内经济。
就当前中美经济关系而言，改善各自经济，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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