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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签署了委托监护、自愿监护、遗嘱指定监护三份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以后我生病、年老、离开时，民办非企业单位将作为我的监护人。” “我和我女儿的社会护理提供者。监护人，负责我和我女儿的财产管理、生活管理和医疗决策。” 时隔数月，78岁的北京某大学退休教授陈女士于10月31日再次见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语气难言。“这一次我终于松了口气， ”严兴奋地说。
2023年3月，几经周折，陈女士在北京出售房产后，为患有躁郁症、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女儿设立了特需信托。 此后，陈女士渐渐意识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等我老了，谁来照顾我和女儿，关键时刻是继续治疗还是选择放弃……经过半年多的奔走和多方了解，陈女士签署了上述协议。
最终，陈女士通过“特需信任+监护”的双元体系为核心，为自己和女儿构建了一个微小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信任、监护、遗嘱、医疗预先指示等。 ，实现“孤儿关爱”。
信托涵盖金融风险
陈女士面临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我离开后谁来照顾我的孩子一辈子”；二是“我离开后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另一个是“我晚年谁来照顾我”。
2023年3月，以陈女士为委托人、北京信托为受托人、北京道克特律师事务所为信托监督人的特殊需求信托，将在相关当事人签署信托文件并交付信托财产后生效。
根据《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特殊需求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自然人的委托，或者接受单一自然人及其亲属的共同委托，主要目的是满足和服务特定受益人的生活需求。 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特殊需求信托被列为财富管理服务信托的其他业务类型之一，是现行法规重点鼓励的业务方向之一。
此前，某信托公司业务经理向记者指出，特殊需求信托对于智障人士、痴呆症残疾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来说非常重要，目前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
据本报记者了解，现阶段对特需信托感兴趣、需求最迫切的群体主要是“高龄残障”家庭，即父母年龄在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 ，但他们的一个孩子有身体或精神残疾。 人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亿，占全国人口的14.9%。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也显示，2035年左右，这一比例将超过30%。 另外，据相关统计，我国约有12至2000万人因先天缺陷而导致精神残疾，包括智力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症等，影响近3000万家长和8000万儿童。 近亲。
在商业实践中，在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特殊需求信托已成为解决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群体（包括精神障碍者）需求的重要模式。 近年来，光大信托、万向信托、北京信托等多家信托机构相继实施案例。
谈及特需信托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北京多克特律师事务所家庭信托办公室周冰冰律师指出，特需信托的作用是为受益人提供生命保障的基本资金来源。 利用信托公司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来增强保值增值的确定性，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同时也防止各参与者出现道德风险。 其局限性在于只能解决一些财产问题，对于其他更广泛的事务，需要与监护等制度相协调。
守护者是关键部分
“虽然信托成立以来运行得比较顺利，但陈女士仍然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何为女儿找到合适的监护人。” 周冰冰认为，从民法典的角度来看，法定的、唯一的、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我走”。 “谁来照顾我的孩子一辈子？” 这个简单诉求的主体不是信托公司，而是监护人。 前者涵盖金融风险，是根本解决之道； 在此基础上，后者可以保护晚年父母的未来和残疾儿童的未来。
“我先查遍了身边所有的亲戚，但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还有不住在北京等很多客观问题。然后我就从找合适的人转向了找合适的机构。” 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是因为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增加了遗嘱指定监护制度，并允许组织担任监护人。 这意味着，当父母年老时，可以寻找亲属以外的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
“守护者的责任实在是太重了！” 另一位自闭症孩子家长此前告诉记者：“我找过亲戚朋友，但不敢考验人性，也找不到合适的机构，这个循环永远无法闭合。”
一方面，监护组织的缺乏是主要问题之一。 目前，经民政部注册提供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仅有上海闵行区金山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和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另一方面，虽然《民法典》也规定了监护人可以由民政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指定，但北京多克特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王彦卓表示，虽然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对监护人的选择有充分的指导，但远非天衣无缝，没有规定的监护监督机制； 专业监护人勤勉尽责缺乏标准，缺乏行业惯例； 并且没有明确的监护范围。
最终，家住北京的陈女士将目光投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
“康爱之家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民办非盈利组织，主要做与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相关的慈善项目；而我一直从事社会领域的法律工作，我有对自愿监护等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了解。所以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北京市朝阳区康爱之家社会福利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康爱之家”）主任包宁宁说。
10月底，陈女士作为委托人签署了三份协议：委托监护、自愿监护和遗嘱指定监护。 在特定情况下康爱之家将担任陈女士及其女儿的全职监护人，律师事务所将担任监护人。 导师。
作为监护人，康爱智家的监护职责涉及被监护人的日常护理、医疗决策、财产管理以及代表被监护人的民事活动。 具体来说，选择和更换养老院或护理人员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 在医疗方面，最典型的情况是，如果病情严重，病房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拔管等，全由监护人决定。
“信任+监护”双系统
“陈女士案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采用了‘特需信托+社会监护’的双轨制核心来解决‘孤儿关爱’问题。这也是北京首例私人机构为孤儿提供救助的案例。”非企业单位担任监护人，即使在国内范围来看，也可能是一个先例。亮点在于特需信托与公务员作为社会监护人的有机结合。 王彦卓说道。
对于“特需信托+社会监护”双元体系核心的创新，在王彦卓看来，首先，围绕“特需信托+社会监护”双元体系核心，还涉及到制度以及许多专业领域的服务，例如遗嘱和医疗保健。 遗嘱、遗嘱信托、遗产管理人、医疗保健机构等。这是一套完整的治理机制。 其次，双重监督机制也是这一治理机制运行的关键。 在信托体系层面，设立特殊需求信托监管人角色，监督信托公司在信托管理过程中履行职责的情况； 在监护制度层面，设立监护监督员角色，监督监护人是否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规则，是否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作为首次创新，这也意味着参与各方在后续运营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对于首次担任监护人角色的康爱之家，包宁宁表示：自从接触到陈女士的案件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服务好病房，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们的职责。 一是重组并逐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例如，保持团队稳定，提高服务能力、决策能力、资源链接能力等。其次，在法学理论层面，要细化监护人勤勉尽责的标准和范围。明确监护责任，健全监护监督员制度。 三是行业管理层面涉及内部治理的管理规范、社会监护登记制度、市场化监护监管机制、服务收费机制等。 此外，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倡导、鼓励和宣传社会监护组织，同时允许试点和多种形式的生态出现。
此外，业内人士还认为，从信托到监护，解决更高版本的“孤儿照护”问题还需要服务体系的建设，这需要国家、商业机构的不断努力、完善和发展。 、慈善组织建立服务体系。 生态系统是长期的、系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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